人文社科类专家坚信古希腊罗马史，是一个奇怪的现象
尽管古埃及巴比伦伪史、古希腊罗马伪史日益成为过街老鼠，但是，很遗憾，不少人文社科类专家依然对这些西方伪史坚信不疑，或者避而不谈。我猜测，其中原因有二：
第一，他们以为，西方和中国一样，自古以来有着严谨的修史传统，有着和二十四史一样传承有序、经得起考验的史书，因此，他们承认一切“世界史”的真实性。
第二，他们以为，怀疑西方史是“闭关锁国”，因此，他们谨慎的担心自己被“闭关锁国”，被“义和团”。
如果西方真的有“二十四史”一样的史书的话，那么，西方史就不怕质疑，西方史专家就应该勇敢而有理有据地面对质疑。
如果将质疑西方史与“闭关锁国”、“义和团”挂钩，那么，这便不是在做学问，而是在做意识形态玩站队。
质疑西方史，与“闭关锁国”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西方没有学术骗子吗？西方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吗？揭露西方的假冒伪劣产品也是“闭关锁国”？
不敢怀疑洋人，那是自卑。
胡乱怀疑洋人，那是自大。
有理有据地质疑洋人，然后有选择地吸收借鉴，才是正途。
没错，我们应该以开放的胸怀学习、借鉴世界上的一切的好的东西。但是，学习、借鉴外国的东西的前提是：知己知彼。
连中国历史都缺乏基本了解的人，是不可能外国的“历史经验”的。
按理说，人文社科类专家，至少应该拥有中国古代人文社科常识。
如果我们通读过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，那么，我们就应该形成了系统思考问题的能力。
正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建立起系统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体系，所以，中国自古便有重视修史的传统。最晚在夏商周时期，就建立了设置了专职的史官，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。
为了后人以史为鉴，前人修史时十分慎重，既惜墨如金，又力求全面准确。《史通·内篇》说：
《史记》者，纪以包举大端，传以委曲细事，表以谱列年爵，志以总括遗漏，逮于天文、地理、国典、朝章，显隐必该，洪纤靡失。
因此，我们的史书，不仅记载可靠，而且系统、完整。
这里，仅说二十四史。
今天，我们读二十四史，对每一个朝代，每一位君主，每一个时期，都可以获得全面、系统的认识，知其得失，明其兴废，以为治国理政之鉴戒。
除了二十四史，我们还有浩如烟海、传承有序的经史子集，与二十四史互为佐证。从中，对于中国的政治史、经济史、军事史、科技史、文化史、农业史、工业史、商业史、教育史、职官史，乃至书画史、金石史，等等等等，我们都可以获得全面、系统的认识。
除了二十四史，我们还有浩如烟海、传承有序的省志、州郡志、县志、家谱、家训，与二十四史互为佐证。从中，对于中国各地的政治史、经济史、军事史、科技史、文化史、农业史、工业史、商业史、教育史、职官史，乃至家族的迁徙繁衍，等等等等，我们都可以获得全面、系统的认识。
此外，还有无数的现存文物，以及源源不断出土的文物。
是的，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古今中外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，只要不是神仙，首先要吃饭。人只有吃饱了饭，才能谈生存发展；政府只有拥有稳定足够的钱粮，才能正常运行。因此，中国的诸子百家，都高度重视吃饭问题。在我们的史书中，都有专门的《食货志》，记载钱粮问题。
粮食都是地里长出来的，是人种出来的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史书中，都有专门的《地理志》，记载行政区划、农田和人口数据。
要种好庄稼，必须准确掌握农时，即二十四节气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史书中，都有专门的《天文志》、《历志》，记载天文历法的成就。
掌握好了农时，但是老天爷也可能该下雨时不下雨，或者不该下雨时乱下雨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史书中，又有专门的《河渠志》，记载防汛抗旱、改善交通的努力。
孔子说，当让老百姓吃饱了饭之后，就要实施教化，这样，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。教化的前提，是制定礼乐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史书中，都有专门的《礼乐志》，记载礼乐制度。
礼乐制度的基础，是拥有全社会统一的价值尺度。在我们的史书中，都有专门的《律志》，记载度量衡制度。
实施礼乐教化的前提，是建立完善的中央和地方治理系统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史书中，都有专门的《百官志》，记载各级各部门官吏的编制、职责、待遇。
建立良好治理的前提，是培养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史书中，有专门的《选举志》，记载人才培养选拔制度。
再怎么努力地加强教化，改善治理，总会有一些不法之徒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史书中，都有专门的《刑志》，记载刑律的修订与应用。
保证国家长治久安，不被侵略，必须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史书中，又有专门的《兵志》，记载军事制度。
保证文化传承，是一个国家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史书中，都有专门的《艺文志》，记载文献目录。
这一系列的“志”，是一个个朝代一个个时期的“成果”。
如果仅仅只有这些“志”，显然是不够的。
因此，二十四史中的每一部中，皆有以时间为纲逐年记载当年发生的大事的“纪”，比如《汉书·景帝纪》、《宋史·仁宗本纪》。
同时，还有各朝代各时期的士农工商、男女老少、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和极恶人物的传记，比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、《隋书·韦世康传》。
“纪”、“传”合为一体，便知：某年某月，某皇帝下旨让某大臣干某事；为此，某大臣又与某某大臣之间发生了某某事。
纪传，便是有时间、有人物的活动的过程记录。
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，都是“纪传”与“志”相合，既有过程，又有结果。这，才是真正的“中国历史”。
如此科学、完备“二十四史”，有哪一个国家比得上？
中国史学标准，谁敢说这不是科学标准？谁敢说这不是史学的普世标准？
只要我们站着而不是跪着阅读西方史，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国史学标准，来检验一下西方史的真实性。
中国古人云：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；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。
西方人吃饭吗？穿衣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那么，我们阅读西方人撰写的古埃及巴比伦、古希腊罗马的“历史”时，完全可以问一问：
他们粮食从何而来？
如果是自己种的，那么，请问：
1. 他们有多少农田？农田肥沃吗？
2. 那儿的气候如何？气候条件适合粮食种植吗？
3.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那里有足够的水源、人口、地质条件支持水利建设吗？水利建设服务于农业生产了吗？
4. 掌握精准的播种、收获季节，是农业的生命线。他们的历法水平如何？有持续千年稳定的天文台和专职人员吗？历法能够服务于农业生产了吗？
5. 那里的粮食亩产量如何？年度粮食总产量如何？
6. 据说，雅典有数十万人口，雅典帝国有千万人口，托勒密埃及王国有近千万人口，罗马帝国有几亿人口，那么，那里的出产的粮食够吃吗？
如果是买来的，那么，请问：
1. 从哪儿买来的？
2. 卖粮食的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口？
3. 前面的1-5个问题；
4. 卖粮食的那个地方，每年有多少剩余粮食可以出售？
5. 买粮食的一方，必须买多少粮食才能满足需求？
6. 买粮食的一方，每年需要花多少钱？钱从何来？
7. 买粮食的一方，需要多少运输人员、运输工具和多长时间，才能将年度所需的粮食运回到家？
以上的这些问题，还直接关联：
1. 没有历法，便无法写史；
2. 没有工业，便无法为农业提供足够的农具和水利建设，没法制造运输粮食的交通工具；
3. 没有统一的度量衡，便无法发展工业，没法铸造用于购买粮食的货币；
4. 没有统一的语言、文字，便没法写史，没法建设出一个统一的文明（如法律、数学等等）；
5. 没有国家主导、面向社会的教育制度、教育体系，便没法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、统一货币、统一法律等等。
如此等等。
以上所有的问题，是相互交织的，因为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系统。
如果我们通读过二十四史中的三五部，我们也应该形成了系统思考问题的能力；古人重视修史的目的正在这里。
只要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所谓的古埃及史、美索不达米亚史、古印度史、古希腊史、古罗马史，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伪史。
如果我们认真读过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之后，还坚持认为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、修昔底德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是史书的话，那一定是很奇怪的现象。
我最感奇怪的是，有那么几位专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教授，竟然出来为古埃及史、美索不达米亚史、古印度史、古希腊史、古罗马史站台！
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！
不知道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。